「你听见了。」

「听见一半。」

「那说一半。」他说，「我妈病了三年，一直在吃药。我哥去年买了房，首付是我出的。我叔在管我家里的账，也是我们公司的人。」

「你一个月挣多少。」

「不少。」他说，「每年都有数，数不小。可我自己帐上从来没有超过二十万。」

「为什么。」

「因为我一到二十万，就有人来要。」

他说这句的时候声音没变，像在念一个数字。

「四年。」她说。

「四年。」他说，「合同到那一年，我也到那一年。他们说，四年之后我就是我自己的了。」

「你现在几岁。」

「二十二。」

「四年之后你二十六。」她说，「二十六岁之前，你挣的每一笔都有人替你分。二十六岁以后，你得自己会算。」

「我现在就会算。」

「会算和会要，不是一回事。」她说。

「四年之后你二十七。」

「嗯。」

两个人中间隔着一台空调外机。远处有火车的声音过去，过了很久才完。

「我问你一件事。」他说。

「问。」

「你要是有一样东西，」他说，「卖了能换很多钱。多到你这辈子不用再干活。但那东西是你自己的名字。你卖不卖。」

「不卖。」

「为什么。」

「名字卖一次，就变成别人的了。」她说，「变成别人的东西，人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你今天把名字给出去，明天他们就能拿这个名字写一首很难听的歌，然后那个名字还是你的。」

他低头看着水杯。

「我没想那么远。」他说。

「你那个本子。」她说，「拿上来看看。」

他从外套内兜里掏出那本本子，翻到折角那一页。那一页上写着八行字，划掉了六行，剩下两行。字写得很小，笔画也散。某个字的收笔被拖长了。

她看了很久。

「这是词。」她说。

「写着玩的。」

「你这一段有问题。」她说，「第三行那个字太满了。你现在唱的时候，就是在那儿翻不上去。」

「我以前找人改过。」他说，「我把这一句交出去，别人给我改了三个字，我唱了两年。那三个字好唱，可那不是我的话。」

「那你把你自己那两行给我。」

「你要干什么。」

「下一场你唱到那儿的时候，那一句不用你顶。」她说，「我把和声抬到上面去。你在下面把这两行念完，一句一句念完就行。」

「念完观众会不会觉得我偷懒。」

「不会。」她说，「他们听不出来那是念的。他们只会觉得那一段忽然离得近了。」

他把本子递过来。她撕下那一页，折了两折，塞进自己外套口袋。

「明天上午九点。」她说，「你带着这两行进厅。别人问你那一段怎么唱，你说你改词了。」

「我说我改词了，他们要不要报备。」

「要。」她说，「你去报备。是你写的，你敢报。」

三月八号上午，一号厅。

开排之前他去一楼那间办公室填了一张单子。单子三栏，曲目、改动位置、改动内容。工作人员问他那两行是不是自己写的，他说是。工作人员让他签字，签完那张单子被夹进一个蓝夹子。

导演组给他那一段重新排了一遍。乐队按她给的位置向右挪了半拍，她安排的那个声部他自己唱不了，交给了后台的两个和声。

他在台上唱第三段的时候，前两行是说的，字一个一个往外走。说到第三行那句，鼓进来了。

台下坐着五个评委，一个媒体，二十来个其他选手。唱完那一遍，厅里没有立刻出声。评委会那边有个女老师把笔放在桌上，抬了下头。

「这一段改得好。」她说，「以前你在这个位置总是翻得太急。」

「我改词了。」沈知野说。

「谁给你改的。」

「没人给我改。」他说，「我自己写的。」

她坐在后排靠边那个位置。那一段他唱的时候她一直低着头看自己的谱，唱完她才把手里的笔放下。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在食堂门口等她。

「你今天下午去哪。」

「棚里。」她说，「白露那首歌要重录一遍副歌。」

「我那个本子，还有七行。」他说。

「你想干什么。」

「我想把那七行也写完。」他说，「你什么时候有空，我给你看。谁都没看过。」

她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食堂门口，身后是排着队的人，喊号的声音一阵一阵出来。

「写完再看。」她说，「写完七行再来找我。」

「多久算写完。」

「你自己知道哪一天算写完。」她把餐盘端起来，「那一页我留着了。你要是不写完，那一页我就一直拿着。」

他站在原地，被人流推着往前了一点。

她端着餐盘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窗外面那块地上摆着几个花盆，里面的东西早就死了，土是干的。

她吃了一半，把口袋里那张折好的纸掏出来，摊在餐盘旁边看了两遍。

第三行那个字还是太满。她拿笔在下面写了三个字。

换口气。

下午三点她去了棚里。白露那首歌的副歌录了两遍，第二遍过。她在调音台边上把那一页摊开，把第三行拆成两截。那一句原本九拍，前五拍留住，后四拍往后挪半拍，中间空出来的那一下给他留作换气。

老方在旁边看了一眼，问她这一段是给谁写的。

「给别人写的。」她说，「不是我唱。」

「那你还改。」

「他不改不行。」她说，「这半年他瘦了十一斤。嗓子是最先垮的那个地方。」

她把纸折回原来的两折，塞进外套口袋。那张纸比昨天厚了一点。正面是八行字，背面多了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