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江月白回到上海，开始筹备程砚白的展览。

她的办公室租在静安区的一栋老洋房里，不大，但很有味道。木质地板、落地窗、一个小阳台，阳台上种了几盆绿植。她每天早上八点到办公室，晚上七八点才走，比在伦敦的时候还拼。

程砚白每周来一次，和她讨论展览的细节。他们配合得越来越默契，有时候她说到一半，他就知道她要说什么；有时候他提一个想法，她能立刻想到实现的方案。

“月白，”有一天程砚白说，“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上辈子认识？”

江月白正在看布展图纸，听到这话，抬头看了他一眼：“上辈子的事，我记不清了。”

“这辈子呢？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住在苏州？”

江月白的手顿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外婆告诉我的。”

“你认识我外婆？”

程砚白笑了，那种笑不是客套的笑，而是一种“我终于可以说出来了”的笑。

“月白，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家巷口有一个小男孩，坐在台阶上看你跳舞？”

江月白愣住了。

她想起小时候，外婆家的巷口，确实有一个男孩。比她大两三岁，瘦瘦的，不爱说话，但总是坐在台阶上，看她跳舞。她摔跤的时候，他背她回家。她叫他“小白哥哥”，因为他姓程，名字里有一个“白”字。

“是你？”她看着程砚白。

“是我。”

江月白盯着他看了三秒，然后笑了。

“程砚白，你为什么不早说？”

“因为我不确定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

“你还记得什么？”

“记得你背我回家的时候，我趴在你背上，问你‘小白哥哥，你以后会娶我吗’。”

程砚白的耳朵红了。

江月白看到他耳朵红了，笑得更大声了。

“你那时候说‘会的’，”她说，“你还记得吗？”

程砚白看着她，目光很温柔。

“记得，”他说，“所以我现在在追你。”

江月白的笑声停住了。

她看着程砚白，他的表情很认真，不是开玩笑。

“砚白，”她说，“你知道我有过去。”

“我知道。”

“你知道我刚回国，不想谈恋爱。”

“我知道。”

“你知道我现在只想搞事业。”

“我知道。”

“那你还”

“我追你，不矛盾。你搞你的事业，我追我的。你不想谈恋爱，我等。你有过去，我不介意。”

江月白看着他，沉默了。

程砚白这个人，和顾衍完全不同。顾衍是火，烧得人喘不过气。程砚白是水，温温柔柔地流，不急不慢，但你知道他不会停。

“砚白，”她说，“你别等我。”

“为什么？”

“因为我不值得。”

“值不值得，我说了算。”

江月白看着他，忽然觉得这句话很耳熟。

顾衍也说过。

“值不值得，我说了算。”

她闭了闭眼，把那幅画面从脑海里赶出去。

“砚白，我们先把展览做好。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程砚白看着她，笑了：“好。以后再说。”

他转身，继续看布展图纸。

江月白看着他专注的侧脸，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心动，是安心。和他在一起，她不需要防备，不需要演戏，不需要怕被伤害。

但她知道，安心不是爱。

爱是痛的。

就像她和顾衍。

痛到骨头里，痛到三年都忘不掉。

那才是爱。

她叹了口气，继续看图纸。

展览的筹备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顾衍出现了。

不是偶遇，是预谋。

那天，江月白在展览场地和施工队确认布展方案。场地是一个旧仓库改造的空间，挑高很高，墙壁是裸露的红砖，地面是水泥。她穿着牛仔裤和白T恤，头发扎成低马尾，脚上踩着一双帆布鞋，手里拿着图纸，正在跟施工队沟通。

“这里的灯光要暖色调，不能太亮，要营造一种”

“营造一种什么？”

一个低沉的男声从身后传来。

江月白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

她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

顾衍站在仓库门口，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白色衬衫，系着一条深蓝色的领带。他的头发打理得很整齐，额前的碎发被梳了上去，露出饱满的额头和眉骨的凌厉线条。他手里拿着一杯咖啡，姿态随意，但目光很专注，专注到让人觉得，他来不是为了看场地，是为了看她。

“顾总，”她说，“你怎么来了？”

“听说这里在布展，来看看。”

“这是私人场地，不对外开放。”

“我是赞助商。”

江月白眯了眯眼：“赞助商？”

“程砚白的展览，顾氏是主要赞助商。”他走到她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你不知道？”

她不知道。

程砚白没有告诉她。也许是不想说，也许是觉得不重要。

“现在知道了。”她转过身，继续跟施工队沟通，“顾总，你看完了吗？看完了请便，我忙。”

顾衍没有走。

他站在旁边，看着她工作。

她跟施工队说话的时候，语气专业、果断、不容置疑。她用英文和灯光设计师沟通，用中文和工人确认尺寸，用苏州话接了一个外婆打来的电话。三种语言切换自如，像一台精密的机器。

顾衍看着她，觉得她变了很多。三年前的她是舞者，柔软、优雅、像一首诗。现在的她是策展人，锋利、果断、像一把刀。

但不管是诗还是刀，他都喜欢。

她打完电话，发现他还在。

“顾总，你很闲？”

“今天不忙。”

“你不忙，我忙。”

“你忙你的，我看我的。”

“你看什么？”

“看你。”

江月白深吸了一口气，把图纸卷起来，走到他面前。

“顾衍，”她压低声音，“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请你吃饭。”

“不吃。”

“为什么？”

“因为不想。”

“你以前想。”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顾衍看着她，沉默了几秒。

“江月白，”他说，“你变了。”

“人都会变。”

“你变得更好看了。”

江月白愣了一下。然后她笑了，那种笑不是温柔的假笑，不是逗人的坏笑，而是一种“你真的很烦”的笑。

“顾衍，你的情话水平下降了。”

“不是情话。”

“那是什么？”

“实话。”

她看着他，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三年了，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霸道，那么直接，那么让人想生气又生不起来。

“顾衍，”她说，“我不跟你吃饭。不是因为我讨厌你，是因为我不想。”

“为什么不想？”

“因为吃了饭，你就会觉得有机会。有机会，你就会继续追。继续追，我就会烦。我烦了，就会更不想见你。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为了我们好，不要吃饭。”

顾衍看着她，忽然笑了。

那种笑，不是得意的笑，不是满足的笑，而是一种“你还是你”的笑。

“江月白，”他说，“你说话的方式还是没变。”

“哪里没变？”

“还是用‘陈述事实’的方式拒绝我。”

“因为我说的是事实。”

“事实是你还喜欢我。”

江月白的手指微微收紧。

“顾衍，”她说，“你不要自作聪明。”

“我没有自作聪明。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如果你不喜欢我了，你不会说‘吃了饭你就会觉得有机会’。你只会说‘没空’。你说这么多，是因为你在说服自己。”

江月白看着他的眼睛。眉压着眼，目光深邃，里面有光——不是占有欲的光，不是征服欲的光，而一种“我看穿你了”的光。

她深吸了一口气，说：“顾衍，你很烦。”

“我知道。”

“你知道还来烦我？”

“控制不住。”

她转身，走回施工队那边。

“继续。”她说。

顾衍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

她没有回头。

但他看到她的耳朵红了。

他笑了。

她没变。

她还是那个会因为他的一句话就耳朵红的女人。

他转身，走了出去。

走出仓库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她正在和施工队的人说话，手里拿着图纸，眉头微皱，嘴唇一张一合。

他想，他这辈子，大概都逃不掉了。展览开幕前一周，江月白几乎住在仓库里。

布展是最累的环节。画要挂在什么高度、灯光要打在什么角度、标签要贴在什么位置，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确认。她和施工队一起加班到凌晨，累了就靠在墙边坐一会儿，喝一口咖啡，继续干。

她的脚又开始疼了。

不是那种偶尔的酸痛，是持续的、隐隐的、像有一根针扎在骨头缝里的疼。她去医院复查，医生说“跟腱的陈旧性损伤不可逆，你需要注意休息，不能久站”。

她点头说好，转头又站了十个小时。

因为她停不下来。

这个展览是她回国后的第一个大项目，不能出任何差错。

程砚白看到她这么拼，心疼得不行。他每天来场地，给她带饭、带咖啡、带水果。他说“你别太累了”，她说“没事”。他说“你的脚不疼吗”，她愣了一下，然后说“不疼”。

他看到了她愣的那一下。

她的脚疼。

但她不说。

他想起小时候，她在巷口摔了一跤，膝盖破了，也没有哭。她只是看着他说“小白哥哥，你背我”。她从来不喊疼，不是不疼，是不想让别人担心。

“月白，”他说，“你休息一下。剩下的我来盯。”

“你盯不了。你不懂布展。”

“你教我。”

江月白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她笑了：“好。我教你。”

她教他怎么看灯光的角度、怎么调画框的水平、怎么判断标签的高度是否合适。他学得很认真，像一个好学生。

“你学得很快。”她说。

“因为老师好。”

江月白笑了。她发现和程砚白在一起的时候，她笑的时间变多了。不是那种“我在社交所以我要笑”的笑，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

但她知道，这种笑和顾衍给她的笑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