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和白居易杭州一别，不觉又是三年过去了。白居易历任杭州、苏州刺史，中间还一度在洛阳任太子左庶子，元稹倒是一直在浙东没有动过。

这几年朝堂上风云变幻，首先是李恒已于长庆四年正月去世，太子李湛即位，改元宝历。

元稹作了一首别具一格的诗，称“年历复年历，卷尽悲且惜。历日何足悲，但悲年运易。年年岂无叹，此叹何唧唧。所叹别此年，永无长庆历”。

世上没了长庆历，没了那位赏识他的天子，他也没了重回朝堂的指望。

长庆年间初见苗头的牛李党争日趋激化，所谓牛党一时势大，李逢吉任相后，引牛僧孺为相，又令李训贿赂太医郑注，结交王守澄，手下党羽皆任要职，人称“八关十六子”，在朝堂上一手遮天。李宗闵经李逢吉、牛僧孺等援引回朝，历任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宝历元年正拜兵部侍郎。

所谓李党则备受打压，李德裕一直在浙西。李绅被排挤出任端州司马，后转江州刺史。裴度也外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直至李湛即位后，经过一番周折，才终于回朝。

不过这些跟元稹、白居易两人关系不大，在地方为官不必面临这么多血雨腥风，比起朝堂还是轻松多了。元稹要走了白居易的全部诗歌，赶在长庆四年冬编完了二人的诗集，分别定名为《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他们地处邻郡，通信方便了许多，有时各讲趣事，有时互吐相思。白居易还发明了个有趣的书信传递方式——诗筒，把书信装进竹筒里请人传送，一时传为佳话。当地人民嗑元白的热情不减，往往白居易这边诗刚做好，还没等找到人去送，已经被群众口口相传到越州去了。

元稹家中还发生了一件喜事。他为掌上明珠保子精挑细选，选定了韦执谊之子、刘禹锡的学生韦绚为婿。韦绚在长安任校书郎，保子婚后随夫在京居住。当初二人在永贞年间一道向韦执谊上书时，元稹从未想过，竟能有朝一日与他结为儿女亲家。

总之，若是与通江时期相比，日子已经好过了不少，只是依然无法相见，用白居易的话说，是“何言四百里，不见如天涯”。

他这三年先后任杭州、苏州刺史，也算实现了年轻时的夙愿，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宽和亲民，官声甚好，但是毕竟上了年纪，早年的眼病越来越厉害，加之宝历元年意外落马，落了后遗症，患上肺病，经常咳嗽，精神头越发不济了。且他宦海多年，对地方上迎来送往、征税催粮等杂务早已厌烦透顶，对公务的热情日日消减，反倒越来越怀念年轻时的时光，只盼着早日与元稹一道辞官隐退。

他一次次向元稹重提白首青山约，什么理由都想出来了，有从同进退角度说的，诸如“紫垣南北厅曾对，沧海东西郡又邻。唯欠结庐嵩洛下，一时归去做闲人”；

有从大事已毕角度说的，“我既无子孙，君仍毕婚娶。久为云雨别，终拟江湖去”；

有从心意相通角度说的，“平生颇同病，老大宜相晓。何当阙下来，同拜陈情表？”

还有哭诉自己孤单寂寞的，“出多无伴侣，归只对妻孥。白首青山约，抽身去得无？”

有时，他也会以退为进，委婉地提醒“老校与君合先退”，“比君校老合先归”。但是，不管他怎么劝，一向对他有诗必和的元稹却狠心地避而不答，仅回过一句“休官期限原同约，除夜情怀□□谙”。

他承认了曾经的约定，也表达了相似的心情，但是到底没有说，是辞还是不辞。

毕竟见不到人，白居易又不能当面逼问他，也只得作罢。

宝历二年五月，白居易正式向朝廷请百日病假，根据惯例，相当于主动提出休官。待到百日假满，他停罢郡务，本想带着妻子、女儿悄悄乘舟离去，未料苏州百姓夹岸相送，纷纷临水而拜，十里随舟而行，判官周元范更是一路送到五十里外的望亭驿。这令白居易又欣慰又惆怅，欣慰的是百姓对自己评价还不错，惆怅的是自觉为百姓做的太少。

既然已经辞了职，行程自然不必着急。他途经扬州，下船游玩，不想正在闲逛，忽听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却是好久不见的刘禹锡。

一问方知，刘禹锡从和州刺史任上奉诏回长安，恰好也路过扬州。二人这些年虽少有机会见面，但时常通信，此次再次相见，又能同路而行，都是又惊又喜。

他们进了酒楼，饮过几杯酒，各怀身世，感慨万千。

白居易想起初次相识时刘禹锡的风采，想起他在永贞革新期间的作为，又想起他长期被贬的磨难，握着他的手，醉醺醺吟道：“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刘禹锡自己倒毫不在意，哈哈一笑，举杯击节，高声歌道：“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来，干了。”

白居易心神一震，赞道：“梦得果然不愧诗豪，其锋森然，少敢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