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静安跟父母坦白离婚的决定时，正独自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手机被她紧紧握在手心里，不知过了多久，掌心里渗出的薄汗竟在屏幕上晕开一小片模糊的湿痕。她终于按下母亲的号码，听筒里的嘟嘟声规律地响了几下，然后被接通了。

“妈。”

她唤了一声。

母亲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和往常并无不同，轻轻的，带着一点熟悉的、仿佛刚睡醒般的鼻音。

“静安啊，怎么了？”

苏静安张开嘴，那简短的三个字像卡在喉咙里的硬块，翻来覆去地打转，咽下去又涌上来，反反复复。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力气才把那句话推出齿缝：“我要离婚了。”

电话那头骤然陷入沉默。那并非出于震惊的沉默，而是一种……仿佛早有预料、只是在静静等待她自己亲口说出来的沉默。片刻，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那气息极轻极缓，像是从遥远的地方飘荡而来。

接着，父亲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低低的，沉沉的：“你想好了？”

他问。

苏静安握着手机，指尖能感到机身传来的微微烫意。她把那早已想好的答案在舌根底下又压了一回，压出一股苦涩的滋味，然后终于推了出来：“想好了。”

父亲没有再问什么，只是说：“那就依你。”

母亲重新接过了电话，声音比刚才更轻了，轻得仿佛在哄一个受了天大委屈、正在抽噎的孩子。

“只要你觉得这样能好一点，爸妈都依你。”

苏静安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她抬手把那滴泪蹭在手背上，湿痕恰好掠过一道早已平复、只余浅淡印记的旧疤。她把那声“好”从喉咙深处挤出来，挤得又轻又薄，像一片羽毛悄然落在寂静的水面上。

挂了电话，她向后深深陷进沙发里，仰起头，怔怔地望着天花板。那天花板光洁无痕，白得刺眼，像一张未曾落笔、也无人知道该如何填写的纸。

接下来的几天，苏静安开始着手处理离婚的各项事宜。她从曾经的那个家里收拾出为数不多的东西：几件常穿的换洗衣裳，女儿小草莓的几本相册。她把它们装进一个半旧的帆布袋，放在了出租屋的角落。

她预约了律师，在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里一坐就是整个下午。律师是位四十岁上下的女性，戴一副无框眼镜，语速很快，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她将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款逐一讲解给苏静安听，财产如何分割，债务怎样承担，以及抚养权的归属。她说到“抚养权”三个字时，声音不自觉地放轻了些，可落在苏静安耳中，却格外沉重。她把这三个字刻在了心里最敏感柔软的地方，轻轻一触，便是绵密的疼。

小草莓的抚养权迅速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老邓那边很快通过律师表明了态度：他请了律师，立场明确，绝不会放手。苏静安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出租屋狭小的厨房里洗碗。丁禾苏站在她身旁，默不作声地将她洗好的碗接过去，用干布细细擦净。水流哗哗地冲击着她的手背，带来一片冰凉。她的手在水柱下停顿了片刻，然后关上龙头，将湿漉漉的手在围裙上随意蹭了蹭，接过丁禾苏递来的碗，放入碗柜。

她没有哭，甚至没有多余的表情，只是把那句“他不会放手”完整地、艰难地咽了下去，咽进腹腔深处，沉进那些表面已经结痂、内里仍在缓慢愈合的伤口里。这句话像一股酸涩的液体，将那些刚长好的痂泡软了，边缘微微翘起，露出底下粉色的、娇嫩得碰一下就会疼的新肉。她下意识地用手按住了心口，仿佛这样就能按住那些看不见的裂痕。

于是，决定权最终留给了法院。

律师合上文件夹，平静地说：“那就等法院判吧。”

苏静安点了点头。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时，户外的阳光亮得刺眼，让她不由自主地眯了一下眼睛。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有些茫然地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拎着公文包步履匆匆的，推着婴儿车缓步慢行的，牵着手低声说笑的情侣。她的目光从一张张陌生的脸上滑过，又缓缓收回来。她将手伸进口袋，指尖触到那把冰凉的钥匙，然后紧紧攥住。走到路边，她拦下一辆出租车，报出了丁禾苏的地址。

她自己用钥匙开了门。钥匙插入锁孔，轻轻一拧，发出“咔嗒”一声轻响，门开了。屋里很安静，丁禾苏上班去了。几缕阳光从窗帘未拉拢的缝隙斜切进来，落在地板上，也落在他常穿的那双白色运动鞋旁边。她换了鞋，径直走进卧室，侧身躺在他睡的那一侧床上。她把被子拉高，直到盖住下巴，然后将脸深深埋进枕头里。枕头上还残留着他身上那种淡淡的、干净的气息，像被阳光充分晒透的棉布，让人心安。她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把这气息全部吸进肺里，贮存在心底最安稳的角落。

然后，眼泪悄无声息地从眼角滑落，迅速洇湿了一小块枕面。她用手背擦了一下，又擦一下，将泪痕蹭进那片属于他的气息里。她在心里默默记下这个被眼泪打湿的枕头，想着等会儿在他回来之前，一定要记得把枕头翻过来。她不想让他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