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好了。”

“那就好。”陈姐弯腰继续浇下一盆，又说了一句，声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语，“老太太在世的时候说过，这宅子里进进出出多少人，能留下东西的没几个。能留下的，都是有分量的。”

晚棠站在那里，看着陈姐浇花。水从壶嘴流出来，渗进土里，土面冒出几个小气泡。

“陈姐，你在这多久了？”

陈姐想了想。“八几年进来的。老太太那时候还在绣花，温老爷子还在。算算快二十年了。”

二十年。晚棠看着陈姐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剪得短，手背上有几道烫伤的旧疤。这双手洗了二十年的菜，扫了二十年的地，给老太太擦了二十年的柜子。老太太走的时候，陈姐没哭，只是把老太太的房间收拾得比平时更干净，连床底下的灰都擦了。

“陈姐，你有没有想过走？”晚棠问。

陈姐的手顿了一下。然后她继续浇花，说了句：“往哪走？”

晚棠没再问。陈姐也没再说，只是浇花的动作慢了一拍，像在想什么。

四

晚棠推开偏房的门。

屋里还是那样——白墙，空床，桌上台灯亮着。陈姐打扫过了，地是湿的，空气里有拖布的水味混着旧木头的气味。

她在床边坐下。褥子很薄，被压得又硬又平。她摸了摸褥子边缘，碰到一根露出来的弹簧——凉的，生锈了。三年，蕊在这里住了三年。三年里她记下了所有人的秘密——账目、协议、买断、匿名信——却没提过自己，除了那八个字。

晚棠站起来，走到桌前。笔筒里插着几支笔，最下面压着一支旧钢笔。她拔出来，笔帽上刻着一个“蕊”字，用刀尖刻的，笔画很细。她对着光看了看，刻痕里有墨水的痕迹，干透了，擦不掉。

蕊刻这个字的时候，一定用了很大的力气。她要把自己刻在这支笔上，因为除此之外，她在锦园留不下任何东西。

晚棠把笔轻轻放回原处，又看了一眼那四个字。然后她转身走出偏房，把门带上。没有锁。锁不锁都一样了。

五

晚饭后，晚棠坐在东厢房的窗前，面前摊着一张白纸。天黑了，她没开灯。月光从天井照进来，纸面发白。

她没画天井。

她画了一个信封。白色的，没有寄件人，收件人写着“江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信封下面是四本笔记本，摞在一起。

她画了一只蚕，趴在笔记本的封面上，头低着，正在吐丝。丝线从蚕嘴里出来，绕过信封，缠住笔记本，一直延伸到纸的边沿。

纸不够大，丝线断了。

她放下笔，看着那只蚕。她想起蕊笔记本上那五天的“没有反应”，字迹一天比一天潦草，最后一天的字几乎是拖过去的。蕊等了五天，然后不写了。她不是不等了，她是不想再记了——记下来的都是没有回音的东西。

晚棠拿起笔，在蚕的旁边，很小很小地写了两个字：在等。

门被推开了。明瑶端着一碗绿豆汤进来，把碗放在桌角，瞥了一眼画，目光在那两个字上停了一下，没说什么。

“明天我去找景年。”明瑶说。

晚棠抬头看她。

“博物馆的方案不能等了。”明瑶顿了一下，手指在碗沿上慢慢划了一圈，“有些事，总得有人做。”

她说得很轻，但“总得有人做”四个字咬得很清楚。

晚棠看着她。“你打算怎么跟他说？”

“先把方案再过一遍。他如果还是拖——”明瑶停了一下，没有往下说。她端起晚棠面前那碗绿豆汤，试了试温度，又放下。“汤凉了就别喝了。”

晚棠知道她没说完的那半句话是什么。明瑶不说，她也不问。

明瑶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晚棠的画，目光落在“在等”那两个字上。

“你也在等？”她问。

晚棠没回答。

明瑶没再问，拉开门，走了。脚步声穿过天井，越来越远，然后停了。过了一会儿，又响起来，往偏房的方向去了。

晚棠端起绿豆汤，喝了一口。凉的，但不冰。

陈姐提着空水壶从厨房出来，经过东厢房门口，看见晚棠还亮着灯，脚步停了一下。

“下午大少爷回来过。”她说，“在偏厅坐了一会儿，接了个电话就走了。脸色不好看。”

晚棠没接话。陈姐也没再多说，提着水壶走了。

她重新看着那幅画。月光下，蚕的丝线是灰白色的，和纸几乎分不清。信封上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那几个字，在暗光里模糊成一团。

外面起了风，桂花树的叶子沙沙响。晚棠抬头看窗外——月亮被云遮了一半，天井里的光暗了一层。

她想起明瑶说的那句话——“有些事，总得有人做。”

明瑶明天去找景年，不会只是谈博物馆。但明瑶没说，她也不问。锦园里的人，向来都是这样——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咽下去。咽下去的那些，在胃里慢慢磨，磨成丝，吐出来，画在纸上，或者锁进铁皮柜。

夜深了。偏房的灯早就灭了。东厢房的灯还亮着。

天井上面那一方天，什么也不说，什么都知道。

（第二十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