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明瑶在厂里接到了一个电话。

下午两点。丝绸厂停工三个月了，车间里只剩灰尘和安静。她坐在杂物间改成的办公室里，对着一摞退单传真发呆。红色的老式座机响了，她拿起来。

“顾明瑶女士吗？这里是江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请您明天上午九点来一趟，带上集团近三年的财务报表、对账单、重大事项审批记录。地址城东人民路128号，三楼302室。”

明瑶的手指在听筒上收紧了。

“什么事项？”

“来了就知道。”

电话挂了。她握着听筒，停了几秒，才放回去。

她坐在那里，手还搭在话机上。心跳快了，指尖有点凉。第一个念头：蕊的信到了。第二个念头：景年知道吗？第三个念头：那些转账记录，她经手核对过，可审批单上不是她的名字。她不怕，但胃还是紧了一下，像去年体检时医生用探头压下去的感觉。

她站起来，走到车间门口推开门。十台织机蒙着防尘布，光照在灰布上，光点细碎地浮着。她看了几秒，转身去了档案室。

二

铁皮柜子里有三年的财务报表。她抽出2002年的那本，翻到三月到七月。五万、八万、十二万、十五万。她把那几页抽出来，装进牛皮纸信封。手指在纸边停了一下——她想起了蕊笔记本里那五天的“没有反应”。蕊在等，等一个结果。现在结果来了，蕊却走了。

她在信封背面写了一行字：仅账面记录，实际用途不详。然后又加了一句：无本人签字。

又把另外两年的报表也拿上。三本，帆布包装得下。拉链有点涩，拉了好几下才合上。

那天晚上回到锦园，月亮很大，桂花树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张网。她没有回自己房间，而是站在天井里，抬头看了几秒那棵树的轮廓。然后去敲了东厢房的门。

晚棠正坐在地上，靠着墙，面前摊着画本。明瑶蹲下来，压低声音：“明天我要去一趟纪委。”

晚棠的手指停在纸上，没动。

“那封信？”她问。

“应该是。”

明瑶把声音压得更低，“他们让带财务材料。四十万的事，他们知道了。”

晚棠看着她。“你打算怎么说？”

“说实话。我经手的数字，该说的说。别的——”明瑶停了一下，“我什么都不知道。”

晚棠没接话。窗外有虫鸣，七月的虫子叫得很响。

“景年这两天打过电话给陈姐。”晚棠说，“打听厂里有没有人来查东西，还问了蕊去哪了。”

明瑶的眉头皱了一下。“陈姐怎么说？”

“说不知道。蕊走的时候谁也没打招呼。”

明瑶点了点头。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天井里的桂花树。月光很亮，叶子边缘镀了一层银。

“我笔记本你看完了。明天给我。”她没回头。

“好。”

三

第二天上午八点五十，明瑶到了人民路128号。灰水泥的老楼，楼道里水磨石地面磨得发亮。三楼302室，门半敞着。她敲了两下，里面有人说“进来”。

屋里两张办公桌对拼，坐着一男一女，都穿白衬衫，胸别党徽。男的四十出头，女的年轻些，面前摊着记录本。男的站起来，出示工作证，又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顾明瑶？请坐。这位是小陈，负责记录。今天找你来，是初步核实一些情况。你可以随时离开，也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但如果愿意配合，请如实说明。所有谈话都会记录，结束后需要你签字确认。”

明瑶坐下，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手指搭在拉链上，没动。男同志翻开桌上的文件夹，女同志拧开了笔帽。

“你在集团担任什么职务？”

“日常管理。负责账目、厂区人事、日常事务。”

“集团法人、实际负责人是谁？”

“温景年。董事长。集团决策权在他手上。”

男同志一边问一边记，女同志也在本子上写。笔尖沙沙响，明瑶觉得那声音比平时刺耳。

“2002年3月到7月，集团公户有四笔转账到私人账户，共计四十万元。你知道吗？”

明瑶的手在膝盖上轻轻握了一下。“知道。”

“怎么知道的？”

“对账的时候发现的。七月底，我逐笔核对银行对账单。”

“审批手续齐全吗？”

“有审批单。审批人是温景年，理由是业务招待费。”

男同志抬眼看了看她。“你认为这笔费用的真实用途是什么？”

明瑶没马上回答。她停了大概三四秒，说：“我认为不是真实的业务招待。但具体用途，我没有直接证据。只能提供账面记录。”她顿了一下，“记录都在。”

她从帆布包里拿出牛皮纸信封和三本报表，放在桌上。男同志抽出信封里的复印件，翻了翻，看到背面那两行字，目光在“无本人签字”上停了一下，正要递给女同志登记。女同志忽然停下笔，看了明瑶一眼，又翻了翻自己面前的材料，问了一句：“你当时核对出这笔异常，向谁汇报过？”

她的语气不重，但问题来得突然。明瑶的手指在膝盖上收了一下。“向温景年口头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