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瑶有一辆女式摩托车。红色的，嘉陵牌，1998年买的。三年的时间，车身上划了好几道，左边后视镜断过一次，用胶布粘着的，排气管一到冷天就冒黑烟。可它还能跑。每天早上七点十分，明瑶从锦园后门推出来，跨上去，用脚踩启动杆——“突突突“三下，发动机喘着粗气醒了——然后一拧油门，冲出巷子。

七点二十五分，她经过江城棉纺厂的大门口。棉纺厂已经停产两年了，铁门锁着，门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通知：“根据市政府关于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部署……“通知被风吹烂了，只剩半张还粘在铁门上，像一个没有人揭的伤疤。

七点三十分，她经过建设路的肯德基。刚开门，里面没什么人。她在路边停下来，买两个蛋挞，一杯咖啡。蛋挞用纸袋装着，咖啡捧在手里，骑车的时候用嘴叼着杯盖喝一口，烫得龇牙，但日子就是这样开始的——烫一下，牙就不冷了。

七点五十分，她到了温氏丝绸集团。

集团在城北的工业路上，一栋四层的楼房，外面挂了一块招牌——“温氏丝绸集团有限公司“。招牌是1995年做的，铝合金的，风吹日晒之后，“集团“两个字已经掉漆了，远看像是“温氏丝绸有限———“，后面的字看不清。

明瑶把摩托停在楼后面的车棚里，拔了钥匙，拍了一下车座——这个动作她已经做了三年了，像是跟这辆摩托车打招呼。然后她拎着包走进楼里，经过门卫老周，点了下头，老周也点了下头。

什么都没说。

但都说了。

这是她和这座城市、这栋楼、这份工作之间最日常的默契——不需要语言。就像她跟景安之间的默契：不说话的时候最多，开口的时候最少。他们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睡在同一张床上，每天早上起来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先开口。景安穿衣服，她叠被子。景安出门，她热牛奶。两个人在走廊里迎面碰上，就像两条平行线，各走各的，偶尔交叉一个眼神，然后继续平行。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的婚姻就像锦园里那棵桂花树——它在那里，你绕不开，你也砍不掉。它活着的时候你不觉得它好，它要是死了你才会觉得少了一块。可是它活着的时候，你真的不觉得它好。

二

明瑶的办公室在二楼。

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原来的档案室改的，十几个平方，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柜子、一台 windows98的电脑。电脑是1999年配的，开机要两分钟，运行Excel的时候风扇嗡嗡响，像一只快断气的苍蝇。

她打开电脑，趁开机的两分钟翻了一下桌上的报表。

上个月的出货量又降了。丝绸成品这一块，去年同期能出八百匹，今年只出了三百匹。厂里的织机停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也时不时要修。老师傅们一个个走了——有的退休了，有的跳槽去了浙江的私人丝绸厂，有的拿着买断工龄的钱去南方打工了。留下的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师傅，手艺还在，但精力不够了，一天只能干半天活，下午就坐在车间门口抽烟、打瞌睡、聊以前的光景。

明瑶听他们聊天。她不是为了套话，是为了给自己找一点坚持下去的理由。

“九十年代初那会儿，咱们厂的缂丝是最好的，全省都来订货。“说话的是老周师傅，五十多岁了，在温氏干了三十年，织机上的功夫是厂里最好的。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像在讲一个他亲身经历过的传说。

“那时候一个月能拿四百多块钱，厂里还给分房子。“旁边的李姐接话，“哎呀那个年代啊……“

“现在呢？现在你看看。“老周师傅朝车间里努了努嘴，“二十台织机，能动的不到十台。订单呢？没有订单。客户呢？都被浙江那边抢走了。“

“也不能说抢——人家那边确实做得好。“

“好什么好！他们用机器织的！机器织的也叫丝绸？那叫化纤！“

老周师傅越说越激动，拍了一下大腿。明瑶坐在旁边，没有说话。她知道老周师傅说的是对的——机器织的跟手工织的确实不一样，手感、光泽、垂坠感，完全不同。可是市场不在乎这些。市场只在乎价格。手工缂丝一匹卖两千块，机器织的一匹卖两百块——差十倍。买的人不是傻子。

她有时候觉得自己在经营的不是一家丝绸厂，而是一台织布机——这台机器太老了，老到连修它的零件都找不到了。可是你不能停。你停了，这台机器就彻底报废了。你只能继续转，继续转，哪怕转出来的布越来越粗、越来越短、越来越不值钱。

你就像一只蚕，困在一台快要报废的织机里，吐着越来越少、越来越细的丝。

可是丝不能断。断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三

中午十二点，明瑶去厂食堂吃饭。

食堂在厂房的一楼，原来是个车间，后来改成了食堂，墙上的标语还是“质量就是生命“——是八十年代刷的，红色的漆大半已经脱落了，“生命“两个字只剩下几个偏旁，像两根断了的骨头。

明瑶端着不锈钢饭盘打了两个菜——一个炒白菜、一个红烧豆腐——找了个角落坐下。

她吃饭很快。十年前她还在家的时候，妈妈就说她吃饭像打仗。明瑶觉得妈妈说得不对——她不是像打仗，她是没有那个心情慢慢吃。慢慢吃意味着你在享受这顿饭，享受这顿饭意味着你觉得生活还不错，觉得生活还不错意味着你还抱有某种期望。

而明瑶不抱期望。

不是悲观。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她知道事情不会变好，但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就像天要下雨，你知道要下雨，你带了伞，那就这样了。你不会因为要下雨而高兴，也不会因为要下雨而哭泣。你只是带了一把伞。

“明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她转过头。是刘姐，厂里的出纳，四十多岁，烫着一头卷发，嘴皮子比谁都利索。刘姐端着饭盘坐到她对面，压低声音说：“你听说了吗？“

“什么？“

“老大昨天在酒桌上跟人说了，城南那块地要卖。深圳那边的开发商已经出了意向了。“

明瑶的筷子停了一下。

“多少？“

“没说具体数，但老大的原话是'比我们干十年丝绸都赚得多'。“

明瑶没有说话。她低头夹了一块豆腐，豆腐很烫，她吹了两下，放进嘴里。

刘姐凑过来：“你说这地卖了，咱们厂怎么办？“

“不卖厂。卖地。“

“地卖了，厂房呢？厂子还能撑多久？“

明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知道答案——撑不了多久。丝绸厂之所以还能运转，靠的就是城南那块地的预期价值。银行贷款用那块地做了抵押，供应商的账期也是看在那块地的面子上。一旦地卖了、钱分了，丝绸厂就只剩一个空壳——一个没有地、没有钱、没有订单、没有人的空壳。

可是她不能跟刘姐说这些。

她把豆腐咽下去，说：“别传了。大哥说什么的还不知道呢。“

刘姐撇了撇嘴：“他说的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瞎说的？“

明瑶站起来，端着饭盘走了。

她把饭盘放在回收窗口，走出食堂，站在厂房外面的空地上。太阳很大，秋天的太阳，晒在脸上暖洋洋的。远处传来织机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像一台老旧的钟表在走秒。

她在想：如果那块地真的卖了，她怎么办？

回娘家？回不去了。爸爸1999年中风，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妈妈在家照顾他，弟弟在深圳打工一年到头不回来几次。她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是她妈说的。虽然她妈说的是气话，但气话有时候比真话还准。

离婚？嫁给谁呢？不嫁给景安，嫁给谁？一个二十七岁的女人，离了婚，没有孩子，没有存款，在江城这个巴掌大的地方，能去哪里？

留在这里。留在温家。留在丝绸厂。留在锦园。

好像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可留下来的代价是什么？看着那块地被卖掉，看着丝绸厂关门，看着锦园拆掉，看着自己嫁进来的那个家一点一点散掉，像一把沙子从指间漏走——你攥不住，你也舍不得松手，你就那么看着，沙子越漏越少，越漏越少。

明瑶忽然觉得嘴里有一股苦味。

她回头看了看食堂的方向。刘姐的影子从窗户里晃过去，大概是跟别人在说什么。

消息传得真快。

比织机还快。

四

下午三点，明瑶接到一个电话。

是城南街道办的张主任。电话里张主任的声音很客气——那种官场上的客气，每一个字都带着“我有事找你“的意思。

“顾主任啊，你们温氏集团的改制方案报上来了，我们这边正在审核。那个城南地块的规划图呢？方便的话发一份过来。“

明瑶说：“好，我下午给您送过去。“

挂了电话，她坐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