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李煜没有。他守着他的金陵，守着他那不肯醒的旧梦，一直守到城破。

也有人为赵匡胤叹息：他若肯再多一分仁慈，多容江南数年，或许能少一场战火。可他不能。他背着一个时代的责任，要收拢四分五裂的天下，在他眼里，江南不是谁的旧梦，是必须合拢进版图的一块地。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句话，是赵匡胤对李煜最后的答复，也是他对整个割据时代宣的战。

从此，这一声鼾睡，由他亲手止息。

徐铉，字鼎臣，扬州广陵人。

他生于南唐，历事烈祖、元宗、后主三世，官至吏部尚书、知制诰，是南唐文坛的领袖。他的文字，精于骈俪，工于笺奏；他与弟徐锴，并称“二徐”，江南人士，谈文必称徐氏兄弟。

这样一个人，是李煜最倚重的文胆，也是李煜推到台前去应付宋廷的头号人选。

国危之际，遣使入敌国，是一件极危险的差事。谈成了，未必有功；谈砸了，或成罪人；而面对赵匡胤那样一个君主，更无异于以文士之躯，撞铁壁之城。

徐铉没有推辞。他两次衔命，两次入汴。

开宝七年（974）秋，宋军已渡江，一路南下。李煜遣徐铉与道士周惟简，携国书，入宋请罢兵。

徐铉到了汴京，求见宋主。赵匡胤召见他。

关于这一次召见的情形，史书记载极简。我们只能从后人杂记的片鳞半爪里，复原一二（此为撷录，非正史全录）。

据说，徐铉在殿上，极陈江南之事宋之恭顺，说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尝有失，何以见伐”。他引经据典，词锋甚锐，侃侃而谈，说得有理有据。

赵匡胤听完，脸上并没有怒色。他只是平静地反问了一句，然后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

“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说完，他不再多言。徐铉满腹的辞藻、精心准备的说辞，在这十一字面前，统统失了力。

赵匡胤不是个爱逞口舌之利的人。他不与徐铉辩论是非——因为在他心里，这本就没有是非可辩。天下要归一，江南要收，这是“理”；至于李煜恭顺不恭顺、有无过失，那是“情”。理大于情，所以徐铉怎么辩，都是输。

徐铉辞出，无功而返。

开宝八年（975）冬，金陵已围城逾年。李煜再一次遣徐铉入汴，作最后的努力。

这一次，比上次更恳切，也更悲凉。

徐铉再次求见赵匡胤。他力陈李煜无罪，说李煜“事陛下如子事父，未尝有失，恳望哀怜”，又说江南已困敝至此，愿陛下罢兵，使江南生灵免于涂炭。

赵匡胤还是那副平静的神态。他问了徐铉一句：

“你说江南事朕如子事父。既是父子，安得两处吃饭？”

徐铉闻言，哑口无言。这问题，他答不了——因为无论他怎么答，都绕不过那“天下一家”的铁则。

史载徐铉既对，不能措一词，遂辞归。

这一次，当他回头望汴京时，大约已经明白：江南，是保不住了。他带回金陵的，不是宋廷的怜悯，而是那道不可逾越的底线。

我们为这“使臣”一节，单立一卷，是因为——在赵匡胤与李煜之间，使臣，是他们唯一的“嘴”，也是唯一的“耳朵”。

李煜的话，由徐铉的嘴，说给赵匡胤听：恭顺、哀求、认罪、求全。可这些话，说的是南唐的立场，不是李煜的心事；赵匡胤听见的，是江南国主的求饶，不是李从嘉这个人。

赵匡胤的话，由徐铉的耳朵，带回金陵去：卧榻之侧、父子两处吃饭。可这些话，说的是大宋的国策，不是赵匡胤的私心；李煜听见的，是宋廷的最后通牒，不是赵匡胤这个人。

使臣往返，唇舌交辩，讲的都是国与国的事，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徐铉像一面流动的镜子，把这边的光，反射到那边去。可镜子里映出的，永远是对方那个“符号”的影子，照不出那符号后面，真实的人心。

李煜与赵匡胤，就这样，隔着使臣的嘴唇，把话都说尽了，把事都做绝了。

可他们，到底没有，见过对方一面。

徐铉之外，江南还派过别的使臣。

周惟简，道士出身，第一次随徐铉入汴；又有使臣入宋，或奉表，或请觐，络绎于道。赵匡胤待他们，或优礼，或冷淡，或驳回，各有不同，但底线的答复，从来只有一个：江南，当归于一统。

那些使臣的名字，多已湮没在史册里。他们替李煜，向汴京说过无数好话、软话、哀求的话；又替汴京，向李煜带回过无数道诏敕、无数次拒绝。他们是两国之间的线，穿过来，穿过去，却始终没能把两头的两个人，牵到一起。

他们见证了一场王朝更替的大戏，可戏台上的两个主角，至死，都只在彼此的传说里。

这使臣的嘴唇，说了千言万语，却终究，没能让他们，见上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