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把镜头拉远，看看这十几年里，两人各自过着怎样的日子。

汴京。赵匡胤做了皇帝，却没有骄奢之态。史载他“性俭约，服用简素，宫帏不饰珠玉”。他布衣起家，深知民间疾苦，常微服出行，体察人情。他做了一件让后世称道的事：杯酒释兵权（建隆二年，961）。

一日晚朝，他召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宿将饮酒，酒酣，屏退左右，叹道：“朕非尔等，不得至此。然天子之位，众人亦欲得之。卿等虽无异志，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身，虽欲不为，岂可得乎？”

诸将闻言，伏地泣谢，请解兵权。赵匡胤遂厚赐之，罢其典兵，另以优渥俸禄养之。禁军将领，换上了自己信得过的人。

这一手，解了五代“兵骄则变”的死结，也奠定了他“以文制武、重文轻武”的根基。赵匡胤不是个只会打仗的莽夫，他有一套治天下的章程。

金陵。李煜做了皇帝，却不大像一个皇帝。他把朝政，渐渐托给了身边的一班近臣、宦官和宫人，自己则沉醉于词章、音律、佛法，以及与大小周后的琴瑟之好。

他不是不理政，只是他的理政，常常是无可奈何的妥协。宋的诏敕一来，他照单全收；朝中主战主和两派争执，他总在两头摇摆；面对一步步逼近的危机，他一边纳贡求全，一边又舍不得这金陵的繁华，舍不得这江南的安乐。

他把词写到了极处：“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些词，日后要成为千古绝唱，也日后要成为他亡国之君的注脚。

此刻，他大约还天真地相信，只要自己足够恭顺，那远方的天子，总不至于把刀架到这么恭顺的脖子上来。

赵匡胤对南唐，其实是有过耐心的。

开宝初年，他屡次遣使南下，谕李煜“入朝”。这表面是礼数——藩国之主，入京朝觐天子，本是应有的规矩；实际上，是想不战而收江南，让李煜主动献土归顺。

李煜以“病”为由，屡屡推辞，不肯入朝。

他为什么不入朝？史阙其详，后人各有猜测。或许是怕一入汴京便成阶下囚，有去无回；或许是舍不得这金陵的基业与亲人；或许他多少还抱着一丝侥幸，觉得只要自己不入朝、不授人以柄，宋总不至于明目张胆地来伐。

可在赵匡胤看来，这便成了“违命”。

李煜此“病”，一拖就是数年。它像一个楔子，钉在两国之间，也钉在赵匡胤心里。我们无从确知赵匡胤当时作何想——多半是耐心渐渐耗尽，盘算着江南这块迟迟不肯归顺的骨头，该换一种办法来啃了。

开宝七年（974）秋，宋军的刀，终于要落下来了。

宋以曹彬为西南面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等副之，发十州兵十余万，大举伐南唐。大军顺江而下，一路摧城拔寨：出荆南，克池州，破采石，架浮桥于长江，号称“长桥渡江”。

江南震动。

李煜这时才真正慌了。他一面部署抵抗，一面遣使入宋，想以唇舌之力，挽回这场即将倾覆的大祸。

被选中的，是徐铉。

徐铉，南唐名臣，博学多闻，文章冠绝一时，与弟徐锴并称“二徐”。他本是个文人，却在这亡国关头，被推上了与强国周旋的舞台。

徐铉带着国书，到了汴京，求见宋主。

赵匡胤召见了他。

关于这次召见，史书记得极简，却留下了一句千载流传的话。

徐铉在殿上，侃侃而谈，说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尝有过失，何以见伐？”又说江南对宋，恭顺备至，师出无名，愿陛下收回成命。

赵匡胤听完，没有多辩。他只说了一句：

“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这十一个字，把徐铉满腹辞藻，全部堵了回去。他不是在跟李煜讲道理，他是在宣告一个时代的铁则：天下，只能有一个主。

徐铉无语。他辞出，这一趟，无果。

开宝八年（975）冬，金陵已围城逾年，城中困顿。李煜再一次遣徐铉入汴，作最后的恳求。

这一次，徐铉比上次更恳切。他力陈李煜无罪，说李煜事宋，“如子事父，未尝有失”，如今国将倾覆，愿陛下怜悯。

赵匡胤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态度。他问了一句，让徐铉也回答不出的话：

“你说江南事我如子事父。既是父子，安得两处吃饭？”

既是父子，安得两处吃饭——这仍是那个铁则：天下不容二主，父子不能分家，南北不能并立。李煜再恭顺，只要他仍旧占着江南这块地、称着国主的名，在赵匡胤眼里，便是“卧榻之侧”那一声不肯停息的鼾声。

徐铉再不能对。他含着泪，辞归江南。

徐铉两使入汴，是赵匡胤与李煜之间，最接近的一次“对话”——虽然，对话的双方，从头到尾，都不是那两个人自己。李煜的委曲求全、哀哀陈情，透过使臣之口传到汴梁；赵匡胤的铁面与不容，又透过使臣之身，带回金陵。

他们是同一场交锋的两端，隔着使臣，隔着千里，把话都说到了，把事都做绝了。

可自始至终，他们不曾见过对方一眼。

后世读史至此，常为李煜叹息：他若肯早入朝，献土归顺，未必不是一场体面。赵匡胤待降主，其实一向宽厚——后蜀孟昶、南汉刘鋹，皆被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