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十分，送走最后一个顾客。张艾芳收拾好东西关了灯，打开一楼休息室的门：“小余？下班了。”

他坐着，没应声，她换了个称呼：“敬仔？下班了。”

余敬从沉默中回神，摸索着拿起盲杖和背包嗯了一声：“好的芳姨，我现在走。”

“东西收齐没有，有没有落东西？要不要打的回去？我帮你叫的士。”张艾芳走上前打量了一圈，目光又落回他身上。“今天帮人家靓女按摩，感觉怎么样？我也不是说把你当苦力，要你多干活，主要是，你总要和人多打打交道......”

“还可以，没有手生，劳损有点严重。东西收好了，我走回去就可以，谢谢芳姨。”余敬打断了她。他没有多余的话，言语间已经展开了折叠的盲杖，试探前面的路。张艾芳倒也不意外，余敬一直这样，要强——或者说，逞强地拒绝所有帮助与关心。

她把店里剩下的一盏灯也关了，顺手捡起一个飞出来的塑料袋，领着余敬出了店门：“走吧，路上小心。”

走出大路，张艾芳不大放心地看着余敬与她走上反方向，盲杖戳在地上的笃笃声很规律，但他走得不快。她一直等到他转过路口后才跨上电动车离开。

她叹了口气，感慨这后生仔可怜。

余敬来芳源堂是半年多前。他来了一年不到，陈君兰送他来的。

张艾芳和陈君兰是多年好友，二人做姑娘时就认识了。那时她还在市中医院做康复技师，陈君兰也只是个私企小会计。如此交情，双方都知根知底。在事业上，两人都很成功，张艾芳自己开中医理疗馆，陈君兰也自己搞企业去做外贸。子女命运却不大相同。张艾芳家里只有独子，不太争气；但陈君兰提起孩子，总是骄傲得不得了：一门三杰，哥哥弟弟妹妹三人各个叻叻仔；不出意外的话，等妹妹读完书出来工作，她和老公就可以在家高枕无忧，等着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对于一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母亲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光明的前景了。

偏偏出了意外。

余敬是她家第二个细路仔。他的童年，张艾芳了如指掌。譬如，细路仔从小到大都爱哭。又比如，十岁的时候，在国外做眼科医生的小姨送了他一套精度很高的显微镜，从此一颗种子生根发芽；直到十八岁时一鼓作气，直接去读了禺中医的本博九年。

刚考上的时候陈君兰还笑着打趣，和张艾芳说我个仔对中医好感兴趣，这家伙，从小就想做医生，以后做你同事。张艾芳说当两年同事就做我主任咯，一番对话下来两人都笑。或许在对话中陈君兰感慨过二儿子近视度数高，她说过两句注意眼睛。

再回想，在某个时刻，好像是张艾芳离开中医院自己创业前。余敬没有变成她同事，陈君兰脸上的笑消失了大半。那个戴着眼镜礼貌地喊芳姨的俊俏后生仔，也变成了苍白、绝望、时而暴怒时而沉默的——

陈君兰一边抹眼泪一边说：敬仔的眼睛…看不到了。

张艾芳断断续续地了解了些情况：一时不适但没被重视的眼花——这太正常了，读医的孩子都辛苦，熬夜久了眼花，睡一觉或许就好了——想着至少拿到结果的固执，万一只是累了的侥幸心理，一些本不该有的压榨，十岁小孩心里种下的那颗种子……

一个个小小的理由层层叠叠地垒起来，逼迫这个勤力的男仔视网膜脱落后，没好好恢复就穿回白大褂强扮医者仁心。过度劳累又将他一点一点挤下失明的悬崖。白色巨塔若真有一点点仁慈，也好。可惜没有，只是让余敬徒劳地牺牲了自己。

陈君兰和老公余少秋带着余敬跑过各地医院，楚禺、潞江、燕平，甚至国外，到处都去了。先是第一时间问在国外的小姨，又去本地的文山眼科中心，托关系、找熟人，要找最好的主任；接着跑去潞江，又跑去燕平……辗转多地，得到的结果都无情地宣判了他的死刑：高度近视引起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脱落致盲。

症状太典型，不够特殊，却又恰好不治。没有被各大医学院或德高望重的主任捧起来悉心研究的价值。小姨陈松龄没把话说死，只说现阶段确实没办法根治，日后科技发展，还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