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周，像被谁按了快进键。

项阳每天的生活被填得密不透风。早晨六点起床背书，上午上课，中午和邵年时对稿，下午刷题，傍晚去笑礼汤粉店帮忙，晚上回家继续背单词和改演讲稿。他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每一天都在重复同样的运转轨迹，累是真累，但奇怪的是，他并不觉得难熬。

也许是因为每天中午那半个小时。

老刘给他们俩在年级办公室旁边的小会议室腾了个地方，说是用来“备战竞赛”，其实就是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台老旧的录音机，专门用来放英语听力。门一关，外面走廊的嘈杂就隔断了，只剩下两个人的声音和录音机里偶尔传出的标准英音。

项阳发现，邵年时练口语的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不讲究速度，不追求流利，而是反反复复地打磨每一个音节的质感。同一个句子，他可以让项阳练十遍，从语调到重音，从连读到停顿，像雕琢一件作品一样，一寸一寸地推敲。

有一次项阳实在忍不住了，问他：“你干嘛这么较真？差不多不就行了？”

邵年时正在低头给演讲稿做标记，闻言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平静，但项阳从里面读出了一种他不太能言说的东西。

“你高考的时候，”邵年时说，“会写‘差不多’的答案吗？”

项阳被他问住了。

邵年时低下头，继续在稿纸上勾画，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沙沙的，像雨落在瓦上。“你以后想做很多事，”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如果每一件事都做到差不多，那你最后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差不多的人生。”

项阳靠在椅背上，看着邵年时低头写字的侧脸，忽然觉得这个人看事情的方式跟他完全不同。项阳习惯了拼命往前冲，用最大的力气抓住每一个机会，但邵年时不是。邵年时是那种会慢下来、把每一步都踩得稳稳当当的人。他的从容不是来自天赋，而是来自一种近乎固执的认真。

这种认真，让项阳觉得既佩服又有点心虚。

那天中午练完，两个人从会议室出来，正好在走廊上碰见了从四班教室出来的李文杰。

走廊不宽，三个人迎面走，总要有人侧身。李文杰走在最中间，身边跟着两个男生，表情淡淡的，目不斜视。项阳没有停下脚步，邵年时也没有。三个人擦肩而过的时候，项阳感觉到李文杰的肩膀从他手臂旁边蹭了过去，力道不大，但意思很明显。

项阳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

走出去几步，身后传来一声不轻不重的冷笑。

“练得挺勤的啊。”李文杰的声音从背后飘过来，带着一股酸溜溜的味道，“天天关在小房间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项阳的脚步停了一瞬。

他没有转身，手指微微攥紧了手里的演讲稿。就在他要转过去的时候，身旁的邵年时先开了口。

“练得勤不勤不重要，”邵年时的声音不大，但走廊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重要的是比赛的时候，别连初赛都过不了。”

一模一样的话，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

项阳偏头看了邵年时一眼。那人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语气也依旧平淡，像是随口说了一句今天的天气。可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极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冷意，像冬天的湖面，表面平静，底下冰层坚硬。

李文杰的脸涨红了一瞬，但他似乎也学会了控制情绪，只是咬着牙说了句“走着瞧”，便带着人走了。

项阳看着他们走远的背影，忽然笑了一下。

“笑什么？”邵年时问。

“没什么，”项阳迈开步子往前走，“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嘴还挺毒的。”

邵年时跟上来，沉默了两秒，说：“跟你学的。”

项阳的脚步顿了一下，然后嘴角那个弧度又弯了上去。

竞赛前三天，老刘把项阳和邵年时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交代了一堆注意事项，从“不要紧张”到“注意礼貌”，从“笔试的时候先易后难”到“口语环节眼神要跟考官交流”。项阳听着，点着头，脑子里却在想别的事。

老刘说完，拍了拍两个人的肩膀，用一种很少见的、带着温度的语气说：“你们俩是我带出来的学生，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为你们骄傲。”

从办公室出来，项阳走在前面，邵年时走在后面。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两个人的脚步声在回响。项阳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

“邵年时。”

“嗯。”

“你有信心吗？”

邵年时走到他身边，站定。走廊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把两个人的校服衣角吹得微微翻动。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在地面上铺了一块一块的光斑。

“有。”邵年时说。

项阳偏头看他。阳光落在邵年时脸上，把他的眼睛映得格外清亮。那双眼睛里没有自大，没有虚张声势，只是一种沉静的、笃定的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