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负责接生男孩，负责处理女孩，直接淹死或者把婴儿装进篮子里，送去婴儿塔，还需要收取一笔额外的辛苦费。

到了后来干脆就出现了挑夫，按件记筹，推着挂着铃铛的推车。

听到铃响，大家就知道收尸的来了。

他们负责把村里遗弃的死婴活婴，挑到远处的塔里。

根据记载运一次大概是50文铜钱，也就是说一个女婴的一生在那些人眼里只够他吃三个烧饼。

至今还能找到光绪年间的“弃婴账本”写着：“三月十七收城南张氏女婴，右腿有胎记，收铜钱40文。”

还有守塔人，白天锁塔、半夜开洞，用铁钩把尸体勾到一旁。

福州塔有记录：“腊月廿三，塔满，焚三日方灭。”烧的时候得浇桐油，不然皮肉粘骨头。

有守塔人喝醉了说漏嘴，常听见塔里有喘气声，拿钩子一捅就安静了。

这是产业链的底端，终端是那些建立了这个塔的大善人。

山西票号老板，修婴儿塔能抵三成的商税；扬州的盐商，捐塔能换乐善好施的牌匾……

他们又设立了一座育婴堂，这可是一门绝佳的贪腐生意。

管理者大肆地侵吞善款，而底层的奶妈为了多赚几分工钱，一个人养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婴儿，任由他们饿死病死，一些育婴堂的死亡率甚至高达了8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只不过是建在房子里的婴儿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