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上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秦朗穿着LEGATO超季款的黑色高领毛衣和深灰色大衣，戴着一副窄框墨镜，手上提着一只黑色的托特包，走过VIP候机通道。他的步伐很稳，节奏不紧不慢，像是一个已经习惯了在不同时区之间穿梭的人。沈默走在他侧后方，保持着一米左右的间距，目光扫过一直跟随着他们的代拍站姐，面无表情。

黄琪、小周比他们先到，已经坐在候机室的沙发上。黄琪正在和LEGATO的公关团队最后确认行程安排。她面前摊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份密密麻麻的时间表，从抵达米兰后的每一次会面时间到每一场活动的着装方案，全部列得清清楚楚。

“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半抵达米兰，直接去酒店休息倒时差。第二天上午和创意总监费雷蒂先生在总部见面，挑选大秀服装，下午拍摄广告大片。第三天上午签约，下午出席大秀，秀后的媒体采访，晚上有一场私人宴会。”黄琪抬起头看了秦朗一眼，“时间排得很满，中间几乎没有休息的空档。但费雷蒂那边特别强调了，这场私人晚宴，他希望你能参加。”

秦朗转过身，在黄琪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晚宴有哪些人？”

“据说是LEGATO的核心团队和几位与品牌长期合作的艺术家和其它国家地区长期合作的代言人。费雷蒂没有邀请媒体，是一个私人场合。”

秦朗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昨晚睡得很好，没有做梦，一觉到天亮。精神很足，身体也放松，有一种很久没有过的从容感。

登机广播响起。秦朗站起来，接过小周递来的外套，走向登机口。

秦朗接过登机牌，低头看了一眼上面的航班号，然后抬头透过落地窗看着停机坪上正在准备起飞的飞机。二月底的上海，天空是灰蓝色的，云层很厚，没有阳光，但风不大，是个适合飞行的日子。

中午十二点二十分，飞机准时起飞。

秦朗坐在靠窗的位置，舷窗外上海的城市轮廓在云层下方渐渐缩小，变成一张被灰白色雾气笼罩的地图。他戴上耳机，没有打开音乐，只是听着飞机引擎持续的低沉轰鸣声，偶尔看一眼舷窗外不断变换的云层。

十二个小时的飞行，穿越欧亚大陆，从白昼进入黑夜，再进入另一个白昼。秦朗中间睡了一会儿，看到半本带到飞机上的书，又看了一部电影。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舷窗外已经变成了一片深沉的暮蓝色，远处的地平线泛着一线橙红色的余晖。

飞机正在下降，透过云层的缝隙，能看到欧洲大陆的轮廓在下方铺展开来——田野、河流、城镇、蜿蜒的公路，像是从高空中俯瞰一幅巨大的拼图。

米兰时间下午六点半，飞机降落在马尔彭萨机场。

初春的米兰比上海稍暖一些，空气里有一种干燥的、清爽的凉意。秦朗走出机舱的瞬间，熟悉的城市气息扑面而来——那种混合着咖啡、皮革和略带潮湿的古老建筑的气味——他没有刻意去想，但身体已经先一步认出了这座城市。

LEGATO安排了专车接机，一辆深灰色的依维柯商务车，车窗贴着深色的膜。秦朗坐进后排，车子驶出机场，沿着高速公路向市区方向行驶。窗外是意大利北部的初春景色，田野还没有完全返青，但空气中已经有了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像是冬天正在慢慢地、不舍地退场。

黄琪坐在副驾驶，正在用英语和米兰那边的公关确认明天的行程细节。秦朗坐在后排，看着窗外那些飞速掠过的风景，心里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他来过这里，走过同一条路，看过同一片天空。但那时候的他，和现在的他，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车子驶入米兰市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秦朗看到了远处的大教堂。去年他站在酒店房间里看着它，那时候的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一场持续一整年的风暴。

LEGATO安排的酒店在市中心，和他去年住的是同一家。只是楼层不同，房间更大一些，落地窗外正对着米兰大教堂。

秦朗站在窗前，看着窗外远处的大教学尖顶，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到沙发边坐下。

去年那时候，他站在同样的位置，手里端着一杯凉透的咖啡，手机屏幕上是一条接一条的负面热搜，整个人绷得像一根随时会断的弦。他当时在想——我还能撑多久。

而现在，他坐在这同一个房间的同一种光线里，手里端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窗外是同一片天空，但他的心情却不一样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秦朗准时到达LEGATO的米兰总部。

这是一栋位于市中心的现代建筑，外观低调而优雅，深灰色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中泛着柔和的光泽。大厅的接待台后面挂着一幅巨大的黑白照片——是创始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工作照。

秦朗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穿过一楼的大厅，走上二楼，来到一间朝向内庭的会客室。门打开的瞬间，他看到了费雷蒂。

和去年一样的银灰色头发，一样的一丝不苟的穿着——黑色高领毛衣、深灰色的西装裤。只是这一次，费雷蒂看到他的时候，笑容比去年更深了一些。

“秦先生，”费雷蒂用意大利打招呼，“欢迎回来，我们又见面了。”

秦朗同样用意大利语回答：“很荣幸再次见到您，费雷蒂先生。”

费雷蒂微微挑眉，“你的意大利语比去年好了。”

“去年回去之后抽空练了练，很遗憾只能说一些简单的。”

费雷蒂笑了一下，示意他在沙发上坐下，给他倒了一杯咖啡。会客室里的光线很好，阳光从朝南的窗户照进来，在两人之间的茶几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

“去年你走的时候，我跟你说过‘我们很快会再见面’。”费雷蒂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秦朗脸上，这次对话他转换到英语，“那时候我其实不确定能不能兑现这个承诺。因为我看到了你正在经历的事情，我看到了那些舆论。说实话，我当时很犹豫——品牌应该和一个正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人合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