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最后一周，沈屿要去北京了。不是去旅游，是去上学。清华大学，他考上了。不是“考上了”，是“录了”。687分，全校第一，全省第三。成绩出来的那天，他正在江寻家吃排骨。林秀兰做的，红烧的，炖了一下午。他夹了一块，咬了一口，手机响了。不是电话，是短信。他放下排骨，拿起手机，看了一眼，然后放下了。

“怎么了？”江寻问。

“成绩出来了。”

“多少？”

“687。”

江寻愣了一下。“清华能上吗？”

“能。”

江寻看着他，笑了。他伸出手，碰了一下沈屿的手指。凉凉的。没有握住，就是碰了一下。

“你考上了。”江寻说。

“嗯。”

“你高兴吗？”

“高兴。”

“那你为什么不笑？”

沈屿看着他，笑了。不是嘴角动一下，是真的笑。很小，但江寻看到了。

林秀兰从厨房探出头来。“你们在说什么？”

“沈屿考上了清华。”江寻说。

林秀兰手里的锅铲停了一下。她看着沈屿，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把锅铲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沈屿面前。

“好孩子。”她说，“我就知道。”

沈屿看着她。“谢谢阿姨。”

“谢什么？是你自己考的。”林秀兰转过头看着江寻，“你考了多少？”

“346。”

“能上北体吗？”

“能。”

林秀兰看着他。“你也考上了？”

“嗯。”

林秀兰看着他们两个，眼眶又红了。这一次，她哭了。不是掉眼泪，是哭。有声音的那种哭。声音不大，但能听到。江海平从厨房出来，手里拿着锅铲，看到林秀兰哭了，愣了一下。

“怎么了？”

“他们考上了。都考上了。”

江海平看着沈屿，又看着江寻，笑了。他伸出手，拍了拍沈屿的肩膀。“好。”他说。一个字。够了。

沈屿看着江海平，又看着林秀兰，又看着江寻。这家人在哭，在笑，在说“好”。他的家人不会哭，不会笑，不会说“好”。他们只会说“知道了”。母亲说“知道了”，父亲没说。父亲在书房。成绩出来的时候，沈屿在江寻家。他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母亲发了一条消息：你爸知道了。他回了一个字：好。母亲没再发。父亲没发。沈屿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但他知道，父亲不会说“你考上了”，不会说“你真棒”，不会说“我为你骄傲”。父亲只会说“知道了”。知道了。就够了。

八月底，沈屿要走了。不是“走了”，是“去北京了”。他会回来，但不是现在。现在他要去北京，去清华，去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沈屿在家里收拾行李。衣服、书、笔记本、笔袋。他把那个银灰色的盒子也放进了行李箱。不是放在书包里，是放在行李箱的最里面，用衣服裹着。盒子里面有纸条——江寻写的，周围写的，他自己写的。“你是我的北极”，“你比你以为的更好”，“下次还来。我妈说的”。他把每一张都读了一遍，然后放回去，盖上盖子，拉上拉链。

母亲站在门口，看着他。

“带够了吗？”

“够了。”

“衣服够吗？”

“够了。”

“钱够吗？”

“够了。”

母亲看着他，沉默了几秒。“你到了给我发消息。”

“好。”

“你爸——他今天有手术。来不了。”

沈屿看着她。“我知道。”

母亲看着他，没有说“他其实想来”，没有说“他不好意思”，没有说“他爱你”。她说了“你到了给我发消息”。这就是她的方式。沈屿知道了。

江寻来送他。不是来他家，是去火车站。沈屿说“不用送”，江寻说“要送”。沈屿说“你去了还要回来”，江寻说“回来就回来”。沈屿看着他，没有说话。

他们站在火车站门口，江寻背着一个书包。不是来送他，是要和他一起去。沈屿看到了那个书包。

“你带书包干嘛？”

“送你。”

“送人不用带书包。”

“回来的时候要装东西。”

“装什么？”

“装你。”

沈屿看着他，没有说话。他们走进火车站，找到检票口。人很多，有的在排队，有的在找座位，有的在打电话。沈屿站在那里，手里拿着车票。硬纸的，蓝色的，上面印着“临川——北京西”。他看了两遍，放进口袋里。

“几点的车？”江寻问。

“十点。”

“现在几点？”

“九点四十。”

江寻看着他。“还有二十分钟。”

“嗯。”

“你到了给我发消息。”

“好。”

“你到了清华，拍张照片给我。”

“好。”

“你到了宿舍，拍张照片给我。”

“好。”

“你到了教室，拍张照片给我。”

“教室不用拍。”

“要拍。”

“为什么？”

“因为我想看你在哪上课。”

沈屿看着他。“好。”

江寻看着他，笑了。他伸出手，碰了一下沈屿的手指。凉凉的。没有握住，就是碰了一下。

“沈屿。”

“嗯。”

“你紧张吗？”

“不紧张。”

“你手凉。”

“习惯了。”

“到了北京，手会暖吗？”

“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没有你在。”

江寻看着他，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握住了沈屿的手。不是碰，是握。五根手指包住五根手指，手心贴着手心。沈屿的手很凉，江寻的手很热。热的那只没有松开，凉的那只也没有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