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后，我们的生活节奏有了一种新的和谐。我开始尝试在去超市采购之时，叫上他一起外出；他也渐渐熟悉了我的作息，在我晚归时，会提前用电饭煲设定好保温模式。

一天晚上，我正对着电脑修改论文，他坐在沙发上看——或者说“听”着一部悬疑题材的广播剧。突然，他按下暂停键，朝我的方向侧过头。

“沈医生，你键盘敲击的频率比平时慢，是遇到问题了吗？”

我一愣，不自觉松了松僵硬的肩膀。的确，本来我就不喜欢写论文，这段数据分析更是让我有些烦躁。

“很明显吗？”

“嗯，”他嘴角有轻微的笑意，“一般来说，你写报告时的打字声音像连绵不断的春雨，但写论文时声音就成了断断续续的阵雨。”

这个比喻让我失笑，心头的焦躁竟散了些。“还好了，就是有段数据不太理想。”

“要不要试试口述？我帮你记录整理。以前……我们团队经常这样协作。”他提议，语气带着尝试性的谨慎。

那晚，我们真的试了。我对着复杂的数据图表口述，他凭借出色的记忆力和逻辑，用读屏软件操作电脑，将我的碎片化叙述整理成流畅的文字。这种奇妙的协作效率出乎意料地高，也让我窥见了他曾经在团队中游刃有余的模样。

还有一次，我感冒了，声音有些沙哑。第二天起床，就发现客厅的茶几上，保温杯里已经泡好了润喉的胖大海茶，水温恰到好处。

“我按照网上的语音教程学的，”他听到我迟疑的动静，解释道，“步骤应该没错。”

我握着温热的杯子，喉咙的不适被一股暖流取代。他正在用他的方式，一点点找回对生活的掌控，也一点点融入我的生活。

然而，这种平静的日常下，我能感觉到他心中酝酿着更大的决定。

直到一个周五的晚上，我结束一台急诊手术，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发现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客厅听新闻或音频书籍，而是静静地坐在卧室的书桌前——那是我为了方便他使用电脑，特意为他调整的位置。

听到我开门的声音，他转过头：“沈医生，你回来了。”

“嗯，”我换下鞋子，注意到他面前笔记本电脑的读屏软件正处于工作状态，语速极快地朗读着一些文档，“在忙？”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操纵电脑暂停了朗读。“沈医生，”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深思熟虑后的郑重，“我打算……回家一趟。”

我正准备倒水的动作顿住了，心头莫名一紧：“回家？是要回H市？”

“是。”他微微颔首，“还有些事情，必须回去处理。之前租的房子要退掉，一些重要的私人物品需要整理打包。还有……”他顿了顿，语气里带上了一丝复杂的情绪，像是释然，又像是决绝，“律所那边，还有一些手续需要彻底交接清楚。”

我立刻明白了。他这是要回去，亲手为自己的“过去”做一个了结。那里有他曾经奋斗的事业，有他独立生活的痕迹，也有或许不愿触碰的回忆。这一步，对他而言，意义重大，却也必定艰难。

“你自己……能行吗？”话一出口，我就觉得有些多余。他既然提出来，必然是经过了反复思量，并且认为自己可以应对。但关心则乱，想象着他要独自乘坐交通工具，回到一个熟悉却又因失明而变得“陌生”的环境，处理那些繁杂琐碎又可能引发情绪波动的事务，担忧便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

他像是早就明白我的担忧，嘴角牵起一个安抚似的弧度：“总要去面对的。路线我已经查好了，高铁站和老家那边，我都预约了无障碍服务。一些重物搬运，可以请搬家公司。至于律所……只是手续问题，同事们会协助的。”

他说得条理清晰，安排妥当。我知道，他骨子里的那份独立和要强，正在努力支撑着他重新站起来。

可我最近科室里排满了手术和门诊，实在抽不出哪怕一天的空闲陪他前往。这种无力感让我有些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