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的陈一浪在这个陌生的新房子里就像一只仅由幻想催生出的幽灵，除了定时出现的“供奉”外，头脑清醒的人根本不相信他的存在，这些人出出进进与他疯癫的母亲商讨着大事，然后随着他们再次搬家，又渐渐消失，带走了他母亲的灵魂，只留下一具丧尸，似乎正可与陈一浪形成一对互补的母子，可却偏偏最不相匹配。他们似乎不需要生活了，靠速食和外卖活着，他母亲不用起床，他也不用去幼儿园。只有在每个月要抚养费的这天她才会像租了个灵魂一样尽兴做人，仿佛回到了过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就在陈一浪一年级开学的前三个月，他母亲出奇地提前结束了“租灵魂日”，她呆坐在他们已经适应了的十几平的小客厅里，那种疯癫凶狠的自言自语和时刻准备谋划什么的表情重又出现在她脸上，她开始一通一通打电话，一趟一趟出门，折腾了半个月，她又短暂地回归到了丧尸状态，只是时不时就会被脑子里的什么东西刺激得狂暴，一次次以邻居的报警中断。可怜了这些怀疑自己上辈子是否掘了人家祖坟的倒霉邻居，他们几乎已然绝望，以为只能靠自己努力奋斗换房子搬家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却怎知时来运转，只因一个人，他们的生活突然就有了转机。这个人不是什么空降神兵，而偏偏正是被疯女人收纳进“复仇工具篮子”的没用幽灵——陈一浪。

陈一浪不明白母亲是怎么了？虽然她总是阴晴不定变来变去的，可这次的变化却让他格外欣喜，因为她完全像一个母亲了，她关心他的学校，卖了好多东西给他买钢琴，报各种课外班，购置新衣服等等。她就像得了一场大病突然痊愈清醒了，她几乎一分钟都不离开他。老师说以他的年纪开始学琴已经有点晚了，她就陪他加倍练；老师夸他绘画有天分，她就给他买各种工具督促他努力；老师说他的身体发育比同龄孩子慢一些，练拳时难免有些磕碰，她就想尽办法给他补充营养。起初陈一浪因为有母亲的重视和陪伴感觉格外幸福，可渐渐就有些吃不消，他的课外班开始得太晚，没有上幼儿园导致的对学校的不适应又加大了压力，他每天都很疲惫，可相对地，他母亲的要求却越来越高，态度也不如开始时那样温柔慈爱，商量不出成绩就改换强硬，软话没有效率就改换呵斥，奖励没有动力就改换惩罚。他成了囚徒，成了奴隶，成了提线木偶，从此人生就只剩下了顺从，但他还可以告诉自己“母亲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然而这自欺的谎言也在他四年级元旦的前一天被他母亲亲手戳破。

那天那个时间，他本该在家练琴，母亲却一反常态地提出要带他去看表演，但其实是场彩排，他们到时似乎已经开始一时段时间了，正是上一个节目退场下一个节目还没上的间隙。隔了好一会儿终于开始了诗朗诵，陈一浪对此毫无兴趣，长久的疲惫加上昏暗的环境让他只想睡觉，但他怕母亲不高兴所以尽力撑着，视线在场内四处跳跃，想捕捉到一些有趣的事，可有趣的事没找到，他却找到了一个人，虽然多年未见，照片也未曾留下一张，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可他坚信那就是他父亲。他不敢对母亲说，母亲也没提起，只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指着台上的新节目里一个弹钢琴的小女孩说：“看到她了吗？我要你记住这张脸，我要你的一切都比她强！但凡她会的，你都要表现得更出色！”

那天，他看见那个小他几岁的女孩穿着公主裙在不断调整的灯光下闪闪发光，他看见他父亲站在台下为她紧张为她加油的陌生模样，他看见昏暗中母亲眼里除了怒与恨别无一丝怜爱。他终于懂了，终于明白自己变成了谁，变成了什么——他是一件工具，只为报复而存在。

自这日起，他母亲或许认为自己已经解释得足够清楚，他们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便再不存在什么无用的母子温情，哪怕是那些为达目的的哄骗也都消失了。陈一浪的童年犹如一只被指前世造了孽的冤鬼在地狱赎着不属于自己的罪，如一个奴隶般屈服于暴虐，却未有片刻反抗，他不恨母亲，或者说他不让自己恨母亲，他惧她怕她想要逃离她，同时又爱她怜她离不开她。所以所有的错都是那个女孩的，是那个女孩和她母亲的，一定是她们，是她们夺走了自己的父亲，害惨了自己的母亲，她们才是罪魁祸首，她们必须付出代价！这仇恨通过他母亲这个媒介一点一滴重塑了一个他，垒成信念，成了执念，成了他活着的唯一燃料。直到他十六岁得到青少年组国际象棋大赛一等奖的那天，他母亲被怨念蚕食殆尽的身体走到了尽头，他抱着奖杯站在她的病床前，迷茫和无措抵消了喜悦，身心的放松冲淡了悲伤，他无喜无悲地站在那，像一个物件，一个摆放奖杯的木架子，一个死者生前最得意的代表作，仿佛也将成为一件随主人而去的陪葬品……当然，只是仿佛，因为很快他就被人接走了，接进了他无数次在想象中去过的那个地方，那个万恶之源，那个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摧毁的独独拥有幸福特权的自私的巢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