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k试图像护盾一样将自己整个身体包裹在Lyle周围，“这听起来像是两百年前的伪科学。”她低声说。

Lyle摇头，“不，你不懂。”

她的话像洪水一样倾泻而出。当Lyle还是个孩子时，她的外祖母便失去了现实感，脑中的神经连接因痴呆被蛋白质阻塞。那时，这种特定类型的突触蛋白堆积还没有治疗方法。老人家总以为自己还在为波斯湾地区的女性选举权游行。Lyle经常在夜里被祖母在客厅里高喊女权口号的声音惊醒，有时候祖母甚至会走到街上对着空气大喊。

Lyle的母亲和姨妈们对此羞愧难当。起初，她们试图把老人锁在门后，后来干脆送进安养院。她们每一个人，心底都觉得这位母亲在得痴呆之前就已经疯了。她们当中有些人虔诚到极端，出门去投□□候选人的票时会蒙上头和脸，这种举动令她们的母亲暴跳如雷。

但Lyle的母亲并不关心政治。她只是想当医生，于是去了迪拜上医学院。可到了那儿，她才发现一件她母亲从未料到的事：投票权不代表机会平等。教授们默认她应该学微生物，直到她找到一个可以嫁的男人。当她要求更多实验时间时，得到的只是温和的同情和“父亲式”的劝导。在多年的沮丧后，她最终在他们的精神操控下妥协了——这种屈服令她心生痛苦，却也将她全部的野心倾注在Lyle身上。

Lyle一满十三岁，母亲就把她送去北区的一所精英预备学校，远离家乡、朋友，也远离那些不允许女性当科学家的城市。她只在问成绩和科研进度时才联系女儿。如果Lyle坦言有朋友或兴趣，母亲就威胁要切断经济支持。

在某种意义上，Lyle确实实现了母亲的梦想。她是个生物科技神童，即使实验室关了也不停研究。她十八岁那年暑假回家时，脑袋光秃，上面纹着纹身，手背还长出了花朵。表亲们叫她□□。但她母亲觉得更可怕的是：Lyle花太多时间搞政治，而不是做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她必须做得更多，不只是玩合成生物的潮流时尚，还得以医学的名义证明自己。

当时还依赖家里支付她在北区特许机构生活费的Lyle听了母亲的话，每次回波斯湾都遮住花朵。但等她能靠随意实验室的资助自立时，她立刻封锁了来自家里的所有消息。可她每天都能感受到母亲的审判，就像她的线粒体DNA里写满了她自身的缺陷清单。

“这让我疯掉，”那晚，她大概第四次这么说了。

Jack望进Lyle那双被睫毛膏晕染的泪眼，看到的只是一个苦难童年的残骸，一个布满裂痕的过往。她相信这些痛苦总有一天会过去。

“你不疯。你只是经历了太多狗屁事。”

“狗屁事真的太多了。”Lyle哭着说，泪水顺着Jack的喉咙滑落到枕头上，变得冰冷。“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执行她的邪恶计划，尽管我真的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就在那一刻，她们的关系从一段热烈的迷恋转变成了一场长期的契约。她们谈起一起搬走的可能性，逃离学术牢笼，在野外继续进行基因工程。很多来自波斯湾、接受过北区教育的年轻人都定居在联邦北部，而Lyle在那里有朋友。随着泪水干涸，她开始描述卡萨布兰卡的美妙——顶尖科学家云集，像她们这样的工程师要找份有趣的工作简直轻而易举。

最终，Lyle关于卡萨布兰卡的梦想，比起留在随意实验室的未来，对她们两人而言都显得更加真实。当夏天降临大草原，城市外的山丘被成百万的油菜花染成耀眼的金黄时，她们决定离开。

她们作出这个决定之后，与Krish的“例行晚餐”并不顺利。

“你他妈到底在干什么？又想把自己的事业扔了？”Krish压低声音愤怒地低吼。他们还在那家常去的三明治店，但Krish显然有些顾忌，因为几个随意实验室的学生正坐在角落喝酒，他不希望他们听到自己的私事。

“我没扔掉我的事业。我要去干基因工程的工作——你懂的，学术圈之外的那个‘现实世界’。”

“那是种浪费。”Krish像在逐字宣判似地说道，语气里充满愤怒与哀伤。“Jack，你很聪明。你本可以真正改变世界，研发出在开放许可下发布的疗法。他们永远不会让你在私人公司里做这种事。”

“我永远不会停止做开放药物，Krish。”Jack突然被他的关心打动了，轻轻握住他的手。“基因序列应该是自由的。”